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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鹏:学习老一辈学者在治学与学风上的优秀品格
2013年10月08日

同学们,老师们!

  大家下午好!

  中国科协和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联合举办的首都大学生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大会,今天开始有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者出席演讲,我很高兴。

  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需要引起整个学术界、科学界重视,这是大家都同意的。

  1942年在延安,为了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提出了整顿党的作风问题。他认为学风就是作风,他把整顿党的学风提高到一个相当高的位置。他指出:“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整整70年前说过的话,其实放在今天也是适用的。

  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十八大党中央,一开始就做出了整顿作风的八项规定,这些规定,正在全党全国雷厉风行展开。当前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也正在全党展开。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主义,成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的基本内容。学风中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主义也很严重。整顿学风不仅对学术界、教育界有严重意义,其实,它是对人才的培养、教育和使用全过程都是有严重意义的。

  今天我以为整个社会最严重的是一切向钱看的问题。因为一切向钱看,所以义利之辩就不讲了,不讲义利之辩,诚信缺失的问题就出现了。诚信缺失,各种造假就出现了。社会处在急躁、焦虑之中。这一切都是一切向钱看在作怪。反映在教育中,反映在学术界,就是急于发表文章,急于拿到学位,急于出版著作,急于评上职称,急于拿到奖项,甚至假实验报告,抄袭出来的假学位论文、假毕业证书也纷纷出笼……

  这些现象,都是大家习以为常的。习以为常,而不以为怪,恰恰证明问题的严重。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大家都认可的。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以什么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怎么在学习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这是最重要的学风问题。我建议各位抽出时间去读一下1942年毛泽东著作的《整顿党的作风》。这方面,我今天就不多讲了。

  我今天单纯从读书人学风与治学的角度,讲讲学风问题。所谓学风,我想,它指的是学者对治学的态度与方法,所以学风与治学,实际上是一个问题。

  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名研究员,在这里摸爬滚打近五十年。我在这里要借重几位我熟悉的前辈学者的说法,介绍他们在学风与治学方面的优秀品格。
 

  一、 做学问要脚踏实地,不务虚名,不慕官位,努力在学术研究上做出贡献。

  科学是求真求实的学问,要在科学研究上取得哪怕一点点成绩,都要下很大的功夫。自然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尤其是如此。由于学科特点不同,社会科学领域学者成才的年龄一般要晚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要立下远大的抱负,要立志在学术上攀登高峰,取得大的成绩,成为某一门学科的大师。为了这个目的,要脚踏实地工作,要一步一个脚印,不要为窗外的荣华富贵所迷惑。

  在这方面,范文澜先生和罗尔纲先生都是我们的榜样。我听说,中国科学院刚成立时,领导机关决定郭沫若任院长,请范文澜出任副院长,这当然是一种很好的搭配。但范文澜坚辞副院长之任,只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担任所长以后,又请刘大年副所长实际主持所务,自己专心于学术研究,埋头写书。虽然,因为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太多,又加上“文革”,范文澜所长未能在生前完成中国通史的写作任务,但他那种心无旁鹜,专注于学术研究的精神是一贯的。

  上世纪50年代,范文澜先生在所里讲话,告诫新进所的年轻人,要埋头学问,不要想当官,要想当官就不要到近代史所来。他说,近代史所不过一百来人,所长只相当于部队的连长。连长是一个很小的官,要当官何必来当连长呢。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武汉召开,吴老玉章、范老文澜、吕老振羽,以及吴晗先生去武汉出席会议,并且作学术报告。范老告诫年轻朋友,要想做好学问,就要有“等富贵如浮云”的精神。这种话,在解放前是有人讲的。请注意,现在讲这种话的时候是1961年。这说明,做学问就不能追逐富贵,不管什么时代都是一样的。或者像从前一样,人人都卷进政治运动中去,或者像现在一样,人人都卷进市场中去,做学问偶一为之,蜻蜓点水,是出不了大学问家的。

  罗尔纲先生也是这样。50年代初,罗先生在南京一手创办了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当1954年南京市政府正式任命罗尔纲为馆长时,罗先生坚辞不就,宁愿接受范文澜所长之聘,到近代史所来做一名普通的研究员。后来,他担任过两届全国人民代表,两届全国政协委员,虽不能辞,遇到活动,却很不能适应,以至不再参加政协的活动。但对于学术研究,却始终追求,终身不悔。正是有这种精神,造就了一代大学问家。
 

  二、在学术殿堂上,要有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的精神,才能深入堂奥,摘取学术研究的桂冠。

  时下流行一句话,叫做“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说这是范文澜的话。许多人写的文章都引用这句话,其实这不是范文澜的原话,而是有人借范文澜的话的意思,编写的警句。这样的警句,没有反映范老原话的精神。范文澜在近代史所提倡的是,做学问要有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的精神。这叫做“二冷精神”。这样的话,他在北大也给同学和老师讲过,刊登在北大学报上。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是一种借喻,借喻古时庙堂上的祭祀活动。好比孔庙,大成殿正中供奉着孔子,两边是孔子的弟子和孟子等,再下边是两庑,历代儒家名人如董仲舒、韩愈、王阳明、朱熹等人在这里配享。你的成就高了,将来入了先贤庙,可以接受后人的供奉,也只能吃冷猪头肉。这里指的是身前不图名,图的是身后名。这是说,仅仅为了追求出人头地,为了追求捧场效应,怕是做不了很高的学问的。我们今天不一定简单地理解身后名,不一定简单地理解藏之名山,而是要提倡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我们要借用坐冷板凳的意思,安下心来读书做学问。

  各位可能是学术研究的后备军,在你们进入大学、研究所攻读学位的时候,要有坐冷板凳的心理准备,要有守住清贫的心理准备。我们要在坐冷板凳中追求历史的真知,要以此为乐,以此为荣,只有在坐冷板凳中贡献自己的青春年华,才可能在学术上做出贡献。

  各位也可能将来从政。从政也是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即使从政,也要从读书中积累起文化学术的底蕴,养成实事求是的学风,这样才可能做一个对人民事业有用的好官,做一个对国家、社会有贡献的好官甚至大官,至少不是一个贪官,至少不是一个草菅人命的坏官。
 

  三、做学问“要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必须从打基础下功夫,由博入专,不可急功近效。

  这些话是罗尔纲先生的意思。罗尔纲先生是近代史所一级研究员,1997年辞世时已经97岁高龄。他是我国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大家,终生乐此不疲。他做学问,宏博淹通,基础极为雄厚。他不仅专攻太平天国史,著作等身,而且对晚清史、晚清兵制史做了认真研究,这方面也是著作等身;他还长于金石之学、书法之学,甚至还发表了研究小说《水浒传》的专著。在他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本所刊物《近代史研究》特发表他的一组书信,以为纪念。我在这里介绍他在书信中培植、鼓励青年从事学术研究说过的一些话,供各位参考。

  罗先生在回复一位研究中国文化史的青年的信中,强调“做学问‘要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能大处着眼,为学方不致流于烦琐,而有裨益于世。能小处下手,方不致流于空谈。所以千万不要求速效,要花三四十年读书,积累史料和增进知识的功夫,然后以三四十年做研究的功夫,断断乎必会有大成就的。”他举英国人李约瑟为例,李约瑟本是英国驻中国的一名外交官,他抓住中国科技史这个题目,下了几十年的研究功夫,终于成就了《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名著。

  罗尔纲告诉一个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青年,“必须从打基础下功夫,刻苦学习,刻苦钻研。学问的高峰是可以攀登的,但断不是急功近效所能达到的。”他还在一封信中表示要“提倡一点我国治学朴质的作风,反对主观臆断、夸夸其谈的风气。”罗先生做学问,从来是言必有据,没有材料,或者根据不足,就不说话,或不说满话。在研究历史问题,广泛收罗史料的过程中,他始终坚持一种打破沙锅璺(问)到底的精神,不弄清问题,决不罢手。他为了注释《李秀成自述》,从青春注到白首,注了40年,一本书多次修订再版。他的最后一本巨著《太平天国史》四册150万字,1991年出版,距离第一次出版已经二十多年,总是不断补充修改,直到最后完成。一旦发现新的材料,必定从新审视自己以往的研究,知错则改,决不留情。

  以上所引罗先生这些话,今天读来,还是非常切中时弊,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我们今天有些青年朋友,耐不住寂寞,小有成就,便沾沾自喜,夸夸其谈,追名逐利,不惜急功近效,不知道这正是障碍了自己的进步,阻挡了自己通向更高成就的通道。我劝各位青年朋友谨之慎之,在为学之道上,切不可急功近效,追求眼前利益、短期效应。罗先生说要花四十年读书,四十年写作,这一点,罗尔纲先生自己做到了。今天的时代在飞速运转,读了四十年书以后再来写作,一般是难以做到的。但罗先生要求认真读书,认真写作的精神是我们需要坚持的。
 

  四、在百家争鸣中提倡互相切磋、承认错误的好风气。

  罗尔纲先生在学术研究中非常谦虚谨慎,不但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地方,在发现自己的错误时立即改正。一次一个青年朋友写文章指出罗先生文章中的错误,罗先生认真审视自己的文章,发现的确是自己弄错了,马上写文章更正。他把文章寄给《安徽史学》编辑部,并附上一封信,建议“为百家争鸣提倡一种好风气——互相切磋、承认错误的好风气”。他在信中说:“鄙见以为,提意见的同志应本学术为公、与人为善的态度,以和风煦日的文笔提出商榷的意见,而被提意见的同志则应以闻过则喜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去接受批评。自古文人相轻,同行成仇。特别是那些自封为专家、权威之流,如有人提出正确意见,或考出真伪时,竟强辩不休,甚至结伙反对,使论问题则是非不明,考史料则真伪不辨。此种情况,于昔为烈,于今不绝”。罗先生建议编辑部在他的文章前加一段按语,指出他的错误,以便批评有的放矢。他强调说:“承认错误是对人民负责的应有态度,而提意见的同志则应有与人为善的态度,为百家争鸣提倡一种好风气。”

  罗先生在学术研究中,一辈子都是坚持这种虚怀若谷的态度,这是一种真正的大家风范。只要有人指出他文章中的错误,他立即写信感谢,并且写文章公开改正。这种闻过则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在今天值得大大加以提倡。在今天的学术界,那种强辩不休,甚至结伙反对的例子还是可以看得到的。实践证明,百家争鸣是学术研究中的一种好办法,运用得益,大有好处。但是如果意气用事,就可能走偏方向。为了避免走偏方向,就要提倡学术大公,为学术大公而攻错,是正确的态度,如果意气用事,就太小家子气了。
 

  五、关于百家争鸣,还要说一句,学问上的争鸣,是学问之争,不是感想之争,不是意气之争,不是感情之争。
 

  历史学界开展百家争鸣是很有成就的,的确曾经促进了学术研究的繁荣。最有名的例子,是郭老和范老有关历史分期问题的争论。郭老和范老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但是他们在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上有不同主张。范老主张“西周封建说”,郭老主张“春秋战国之交封建说”。他们都拥有广大的读者。郭老以中国科学院院长主持历史研究所,组织学者编撰《中国史稿》,贯彻他的分期主张;范老主持近代史研究所,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中坚持他的分期主张。这对于促进学者深入思考,推动历史学研究,起到了好的作用。

  民族学研究领域的争鸣,也有令人注目的例子。1950年,斯大林发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著名文章,提出了资产阶级民族的四个特征,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封建分割的消灭、民族市场的形成,于是部族就变成民族。”这就是说,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形成民族。范老以他对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认为所谓资产阶级民族的四个特征,汉民族在秦汉时期就已形成了。汉民族的形成是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主要原因。自秦汉确立郡县制,封建分割基本上消灭了,大小市场也实在形成了,但是资本主义根本不存在。斯大林的论述符合欧洲的情况,不符合中国的情况。范老以《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为题,在1954年《历史研究》第三期发表论文,论述自己的主张。范老的意见,今天已经成为我国民族学研究领域的常识。但是,当时面对斯大林那样的大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范老敢于以自己的学术观点来争鸣。这是真正的学者的勇敢。当时,有的学者严厉指责范文澜背离了斯大林学说,范老却始终不悔。范老的文章发表,引起了历史学领域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大讨论,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

  学术争鸣,要鼓励不同意见的学者、学派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参与争鸣。但这种争鸣不应该是轻率的,不应该是意气用事的,而必须建立在深入钻研的基础上。范文澜在1956年发表关于百家争鸣与史学的意见,他说,学有专长而争鸣是好的,长于教条而争鸣那就很不好,因为教条主义者的特征之一就是不肯多看看多想想,却急于一鸣惊人。他还说:“谁能对大的或较小的问题长期不倦地下苦功夫,谁就有可能经过数年而一鸣,或毕一生而一鸣,或师徒相传而一鸣,或集体合力而一鸣。这就是说,想在学术上一鸣,并不是什么容易事。”不肯下苦功夫,随意发表意见,或者抱着教条主义态度企图一鸣惊人式的争鸣,像范老批评的那样,那只能叫做“潦岁蛙鸣”,那种雨后池塘里的青蛙鸣叫,噪音贯耳,与百家争鸣完全是两回事。因此,在开展百家争鸣的过程中,要有与人为善的心态,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发表学术争鸣要以深入研究作基础,发表学术批评,也要以深入研究作基础。

  1961年范文澜在《历史研究》发表《反对放空炮》一篇短文。范文澜的文章是针对学术界的说大话的空疏学风的。1958年“史学革命”以后,报刊上发表一些批判文章,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戴帽子打棍子,提出“打破王朝体系”、“打倒帝王将相”等口号,提出“以论代史”等错误主张,违反扎实踏实实事求是的作风。范老在纪念巴黎公社9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讲话,批评了历史研究中放空炮说空话的现象。这篇短文发表后影响很大,有人有意见,甚至告到党中央,直至“文革”中还有纠缠,只是因为范老德高望重,才没有成为问题。从另一个意义说,反对放空炮,也是对百家争鸣的一种主张。

  今年,红旗出版社出版了《与党员干部谈作风、学风、文风》一书,收录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谈作风、学风的文章,也收入了范文澜的《反对放空炮》这篇文章。

  这里我讲一点个人的经验。胡绳先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家,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1997年,他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在人民出版社出了修订版。书出了以后,他要我写一篇书评。我在书评中充分肯定了修订版的贡献,充分肯定了胡绳宏观上把握中国近代史的非凡能力,但也指出了修订版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不仅指出原书中的错字未能改正,也根据我的研究指出了一些重要史实的错误。胡绳先生这时候已经80岁了,身体不大好,未能改正书中的错误是可以谅解的。但是我作为书评者,不指出书中的错误也是不对的。这篇书评,我送给胡绳先生过目,他只改了一两个字,同意发表。他还给我写信,要我提供有关史实的资料,供他参考。这篇书评在光明日报发表时,编辑把批评的话全部删去。我不满意,又将书评送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刊物《中共党史研究》,这个刊物同意发表,编辑给我打电话,也提出了是否把批评的话删去一些,我告诉他们,如果删去,就不必发表,刊物才全文发表。

  再举一例,刘大年先生对于批评的态度。刘大年先生长期担任近代史研究所领导人,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大家。上世纪80年代初,刘大年发表了关于历史前进动力的论文,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有的青年学者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有一位青年学者引用自然科学中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所谓“三论”作支撑来批评刘大年。刘大年先生在答辩中,用非常专业的语言说明了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创造性发展成就,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由于他的说明非常专业,批评他的人难以措辞。

  刘大年先生是学经学出身的人,没有学过自然科学。但他非常关心自然科学的发展。他在1947年在华北解放区负责组建北方大学工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网罗了许多自然科学家。新中国建立以后,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学术秘书处秘书、编译局副局长,与中国科学院的自然科学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和良好的关系。他为了在文章中写出自然科学发展的话,给科学院的好几位科学家打了电话,征询意见。所以他的回答,是不外行的。
 

  六、科学研究是创造性的劳动,科学家必须是最诚实的人,容不得半点造假的行为。
 

  学术是天下的公器,学术成果的发布就是向全世界公布,是要接受全世界的检验的,就要准备接受学术界的各种批评。学术成果要对学术界负责,要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因此学术研究是一项神圣的事业,我们要对学术成果的发布抱着敬畏的心情,抱着敬慎敬惧的态度,要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精神。因此,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学风建设是第一位的。学术研究本身是一种创造,来不得半点虚假。要言人所未言,发人所未发。粗制乱造固然是对学术的大不敬,抄袭、剽窃,更是学者莫大的耻辱。我们看看中国和世界,那一个抄袭和剽窃的人,能够侥幸不被揭露呢?不是声名俱裂呢!?有多少大学校长因论文剽窃被免职,国外有的总统因剽窃弄得声名狼藉。最近台湾的所谓国防部长上台才几天,就因剽窃成为最短命的国防部长。

  做学者,要想安身立命,一定要严禁学术剽窃;做官员,一定要己身正,如果有剽窃,在官位上一定呆不长。做商人,一定要诚实经商,多占不义之财,也是一种剽窃。

  今天各位写论文,可以从网络上搜集资料,这是信息社会发展的一个大的进步。我要提醒各位,网络上的资料不一定都是可靠的,必须要花时间、花功夫去查证原始资料,求得研究资料的准确性。只有资料准确,你的研究结论才可能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另外,从网络上剪贴,很可能出现抄袭。如果不是故意抄袭,也可能产生抄袭的结果。各位千万要注意,学术研究不是建立在抄袭别人的成果的基础上。学术研究要靠自己下苦功夫读书,要靠自己坐冷板凳,要靠自己冥思苦索,当然也要靠求师问道,与朋友探讨,靠社会实践。抄袭、剽窃,是懒汉,是懦夫,是无能。总之,想踏入科学之门,想在学术上求得进步,就要远离抄袭,杜绝剽窃。

  各位同学!你们今天攻读学位,是很幸福的。历史向你们敞开,国家向你们敞开,世界向你们敞开。各位风华正茂,正是在进取的时期,我劝各位从一开始就注重个人的学风建设,持之以恒,未来中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学术大师将从你们当中产生。我在这里预祝你们的成功!

  我的话讲完了,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