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温室气体排放及法律应对机制

中国环境学会  2011年 06月22日


  任青萍   唐 焰  任青萍:上海政法学院,手机:13916084436,
  通讯地址:上海市上中西路1285弄60号602室,邮编:200237
  电子信箱:renqingping@shupl.edu.cn  
  唐 焰: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手机:13564300185,
  通讯地址:上海市上中西路1285弄60号602室,邮编:200237
   
  摘要:
  美国不仅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而且也是人均能耗量最高的国家。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负面影响的压力,美国国会和政府虽然没有颁布任何明确应对的法律,甚至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但还是有不少法律和政策发挥了作用,其中包括联邦但更多的是各州制定的法案和政策,一些民间组织和公司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美国必须需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使法律机制更有效地应对温室气体带来的严峻挑战。
  关键词:温室气体;气候变化;京都议定书;法律机制
   
  Title:  The U.S. Legal Mechanism Coping with It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largest energy producer and consumer in the world, and has also been the world’s largest emitter of greenhouse gases. Face to the pressure of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although the U.S. Congress and the government have not made any clear and specific laws to regulate climate change, and even withdrawal from the "Kyoto Protocol" for its own economic reason, there are still many related laws and Policies have played a role, including more enacted by the states. Som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corporate have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this field. However, the United States must make more efforts effectively and efficiently to improve its legal mechanism to cope with the severe greenhouse-gas-challenge.
   
  Key words:  greenhouse gas;  climate change;Kyoto Protocol; legal mechanism;
   
  2001年,美国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宣布退出为解决全球气候变化寻求国际间合作的《京都议定书》。但是,面对全球能源危机和国内温室气体排放加剧的双重压力,美国不得不权衡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并最终加入这项国际气候变化管理体系。这种预测不仅对美国国内产生极大的影响,也使世界各国更加关注美国将如何发挥智慧,利用法律调控机制达到即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双重目标。
   
  一、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概况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耗国,大约占世界年能耗量四分之一;美国还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美国6种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的84%来自二氧化碳,因此作为二氧化碳的排放源受到特别关注,也是美国目前应对气候变化法律机制中重点调控和规范的一部分。从表1反映的数据可以帮助了解美国温室气体排放的总体概况。
  表 1: 美国净温室气体排放概况(单位:Tg CO2 Eq.)

排放气体种类

1990

2005

1990-2005

增长总量

总量增长(%)

二氧化碳

5,061.6

6,089.5

1027.9

20.3

甲烷

609.1

539.3

- 69.8

- 11.5

一氧化二氮

482.0

468.6

4.6

- 1.0

氢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物,六氟化硫

89.3

163.0

73.7

82.5

总量

6,242.0

7,260.4

1036.4

16.6

土地使用、土地使用的变化和林业的净二氧化碳通量

(712.8)

(828.5)

(130.3)

(18.3)

净排放(源和汇)

5,529.2

6,431.9

902.7

16.3

   电力和运输部门是美国温室气体排放加剧的重要原因。美国2005年电力生产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是所有排放总量的41.4%。从1990年到2005年,来自电力生产部门排放的二氧化碳增加31.5%。2005年运输部门排放的二氧化碳占美国排放总量的33%。其中98%是来自原油产品的消耗。2005年由运输部门使用原油产品排放的二氧化碳比1990年增加24%。表2的数据反映了1990年至2005年美国主要经济部门温室气体排放概况。  
  表2:美国1990至2005年主要经济部门排放二氧化碳状况 (单位:Tg CO2 Eq.)

部门

1990

2005

总增长

1990-2005

总增长

()

运输

1467.0

1897.9

430.9

29.4

工业

1539.8

1575.2

35.4

2.3

居住

929.9

1208.7

278.8

30.0

商业

759.2

1016.8

257.6

33.9

美国海外领地

28.3

52.5

24.2

85.5

总计

4724.1

5751.2

1027.1

21.7

电力

1810.2

2381.2

571.0

31.5

  注:由于电力消耗涉及所有经济部门,因此单列
   
  造成美国在过去20年中排放增加有多种因素。其中主要原因由于人口增长导致车辆大量使用和大面积土地开发,从而使二氧化碳排放明显增加。美国最大的人为甲烷排放源就是能源生产——大多数来自煤矿,石油和天然气系统。除此之外,垃圾处理(主要是填埋)和农业(大多数来自畜群)也是甲烷气体排放的来源之一。一氧化二氮主要来自农业生产活动,特别是施放氮肥,还有就是对动物粪便的处理。机动车辆和某些工业生产过程也是主要排放源。其它温室气体如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和六氟化硫,主要用在大量的家用设备中,如各种溶剂,冷冻剂,灭火剂,气溶胶,铝和半导体产品,以及电器设备。
  这些数据能帮助我们了解美国应对温室气体排放法律机制的形成,但要知道它的来龙去脉,还必须了解其和相关国际协议的关系。
   
  二、国际协议和美国政策的冲突


  于1992年6月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发大会上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世界上第一部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对付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对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美国参议院1992年10月7日批准加入该公约。《公约》于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迄今为止,已有191个国家批准加入成为《公约》缔约方。
  根据《公约》规定,缔约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做出旨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承诺。每个缔约方都必须定期提交专项报告,陈述本国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并说明实施《公约》的计划及具体措施。《公约》还设立了缔约方会议,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并负责制订落实《公约》目标计划书。1997年在日本京都会议上,缔约国就《京都议定书》框架内容举行谈判。当时,美国积极参加了该轮谈判,前副总统戈尔发挥了核心作用。
  《京都议定书》对已签署加入的发达国家规定了具有约束力的2008年至2012年温室气体排放定量。该目标以各国199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为基准,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的。美国2012年的目标是低于1990年排放量7 % 。
  《京都议定书》意识到控制和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难度,但更意识到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全球排放就会失控的严重后果,因此在行动上采取比较灵活的方式,要求各国能尽快履行减排任务。其灵活性和紧迫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分别执行机制:由缔约方国家根据本国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减排计划并分别采取行动;
  联合执行机制:缔约的发达国家可以在另一个发达国家投资减排项目;
  清洁发展机制:缔约的发达国家可以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减排项目。
  排放交易机制:缔约的发达国家可以相互交易排放额度。
  虽然当时的克林顿政府参与《京都议定书》的谈判,但最终却没有获得参议院的批准。就在京都谈判期间,美国参议院反而以95票对0票通过了由参议员罗伯特·柏德和乔克·哈格尔提出的一项议案:要求美国政府不要签署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达成的任何协议,避免“为发达国家缔约方承担新的限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任务,除非该议定书或其它协议为新任务做出在同一时期限制或减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温室气体排放量具体计划的承诺。”《京都议定书》显然不符合参议院这项决议的要求。
  2001年3月13日,布什总统在上任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以议定书没有要求发展中国家共同承诺遵守相关协议,而且为美国设置的减排指标会给美国经济造成严重伤害的理由,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布什政府为什么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当然有其政治、经济、能源和环境战略的考虑。概括而言就是为了:
  最大限度地履行自己的竞选诺言,换取国内石油、天然气、采矿和重工业领域的巨头对现行政策的支持。
  让位于绝对优先的促进美国经济发展和解决能源危机问题,缓解国内一系列经济矛盾的压力。
  转移谈判视线,抬高美国与欧盟及其它发达国家谈判的要价砝码。
  套、压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承担减排或限排温室气体义务。
  尽管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但在2001年5月,布什提出了2012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浓度减少18 %的目标。但国际舆论普遍认为美国以排放浓度取代排放量并在缺少明确基数标准情况下,制定这个目标毫无意义。因为过去11年中由于美国主要经济部门的增长速度持续超过18 % ,因此,根据这项政策制定的目标来看,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届时可能只会有增无减。
  另一方面,由于布什政府对付国内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一贯是以鼓励自愿行动和地方自治为主,因此,国会和联邦政府到目前为止并没有颁布任何直接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法律。这种模糊政策导致美国联邦和各州大量规范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的政策法案和地方法规成为解决温室气体排放的主力军。但是,这些法案法规主要考虑能源的来源、价格以及再生能源利用等影响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对调控气候变化的目的并不明确,因此规范作用无法彰显;除此之外,由于美国法律制度本身的原因,联邦和地方法律更容易在目标界定不明确的领域产生冲突和引起内耗,因此规范的有效性受到质疑。为了证明这一观点,我们不妨对美国应对气候变化法律机制做进一步分析。
   
  三、联邦法案与地方规定存在的问题


  根据联邦《空气清洁法案》,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建立了对空气质量产生影响的六个污染标准——即二氧化硫、臭氧、铅、可吸入颗粒、一氧化碳和二氧化氮污染指数。这些标准指数主要保护人们健康免受由这些称作标准污染物造成的空气污染之害。《空气清洁法案》授权EPA管理和控制从固定来源例如发电厂和工业部门的这些污染气体。但在严格执行EPA制定的标准时,却常常面临来自各方面的质疑,比如:如何界定《空气清洁法案》授权制定的对空气质量产生影响的有害气体?如果EPA确实拥有《空气清洁法案》授权,其采取行动的责任范围究竟有多大?《空气清洁法案》在规范机动车辆排放温室气体时是否比地方法规具有优先权?
  导致这些疑虑产生的原因是EPA自身前后矛盾的解释。在克林顿当政时期,EPA认为自己确实有权根据《空气清洁法案》管理和控制作为“空气污染物”的温室气体的排放;但在布什政府期间他们的继任者却持不同的态度。下面的案例能说明问题。
  1999年,美国麻省一些民间团体向EPA提出申请,希望出面规范某些新机动车辆排放的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申请书在历经各种程序之后,被EPA以这种温室气体不属于自己授权规范的“污染物”为由,在2003年给予否决。于是EPA被告上法庭。美国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支持EPA的决定。但是,美国最高法院的终审裁决认为,EPA作为联邦政府机构,拒绝控制温室气体必须拿出理由,来证明温室气体排放没有影响全球气候变化,或者拿出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两者之间没有联系,或者为什么两者之间的联系无法确定。EPA若拿不出理由,却借口自己没有权力而拒绝控制这种温室气体,就是行政不作为和对公众利益的伤害。
  另一项联邦法律,美国《1975能源政策和节约法案》制定了汽车制造商采用的平均油耗标准(CAFE)。油耗与二氧化碳排放直接有关;事实上,EPA也是通过测量汽车排放的二氧化碳来确定其是否符合平均油耗标准的。2002年加州议会通过本州减少来自汽车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立法规定,提出更严格的标准。但是这项规定受到来自汽车制造业的反对,理由是联邦的《空气清洁法案》和《能源政策和节约法案》比加州地方法规有司法管辖的优先权。
   
  四、诉讼要求难以执行


  在美国,因解决全球气候变化提起众多的侵权诉讼可分为三大类:
  行政法管辖范围的权利诉求,由于现有这方面的成文法对政府部门的责任权限不明确,因此纠纷各方会有不同的解释。上述讨论的两个案例,以及根据《国家环境政策法案》审理的诉讼和涉及《濒危物种法案》的案子都属于这一管辖范围。
  民事赔偿诉讼。这些诉讼主张温室气体排放是对公众造成滋扰的行为,可依据共同法提出控告,其中一宗个案声称气候变化是卡特里娜飓风的肇事原因,因此温室气体主要排放者对天气造成的破坏负有直接责任。
  根据国际公法提出的权利主张。根据几个国际委员会关于气候变化对土著居民或受保护地区产生的不利影响而提出的诉讼要求。
  这些诉讼往往要面对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即原告是否有代表权对这种影响到全球范围的伤害提出权利主张?即使做出判决,但这种伤害是由百万计的法人实体造成的,由谁来承担赔偿责任?除此之外,面对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这样的被告,美国法院在审理涉及气候变化引起的法律纠纷应采取怎样的立场和发挥怎样的作用?法院的救济判决又该如何执行?迄今为止美国法院提供的大部分答案似乎对原告都不有利,可能与上述原因不无关系。因此,美国最高法院针对麻省诉EPA一案做出的终审判决,对美国法律应对机制的改革可能会产生重要影响。
   
  五、各州与地方调控的困惑


  以1997年参议院通过的《伯德-哈格尔决议》为信号,美国总统布什2001年采取退出《京都议定书》的行动的确导致了混乱局面的出现,而且这种混乱有增无减。当科学家们的意见和民众愿望正在形成共识,即人类活动是气候变化产生持久负面影响的原因时,当需要国家拿出行动一起来对付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时,美国联邦政府却拒绝采取法律调控行为。
  为了弥补由联邦政府造成的法律规范缺失,美国各州分别或联合采取行动,纷纷做出应对温室气体的各种努力。美国50个州的大部分已经通过某种形式的立法或政策法案,调整和规范有关影响气候变化的问题。一些州的立法目标非常明确:即在全州范围强制执行限制发电厂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规定;更多的州则制定了清查和报告排放量制度。而另一些州侧重于电器和政府建筑物能源效率标准,制定针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能源政策,以及农业,林业和废弃物管理办法,以达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
  还有一些州虽然没有制定量化的减排目标,但也采纳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一整套制度:包括《可替代能源发电市场配额制度》,《有效利用能源配额制度》,《净计量电价法》,《建筑行业法规中的有效利用能源的规定》,《有效利用可替代能源公共基金资助或受益计划》,《早期温室气体减排登记制度》以及各种财税刺激政策等。除抑制排放导致温室效应的气体之外,各州还利用这些制度,减少能量生产过程中的成本开支,推动生态保护活动,结合市场机制调控和降低温室气体的净排放。这些制度还包括鼓励温室气体减排的技术创新。许多州还大力宣传温室气体来源和限排方法,增强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上述应对机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可替代能源发电市场配额制度》。这项制度规定电力事业部门出售给用户的电力中必须配额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但是,对什么样的再生能源才算符合标准,以及目标,期限和制度的设计等问题,在美国同样引起广泛的争议。
  除此之外,各大城市也正在采取行动。美国的市政当局本身就是温室气体产生者,通过市政管辖的污水处理厂,固体废弃物填埋场,警车,垃圾车,消防车队,及维修保养这些车辆的场所,还有学校,办公室,及社会服务场所等,每时每刻都在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美国许多城市为了减少这些活动的排放量,还执行指定性购买绿色环保器具,车辆,和电力的办法达到减排目的。一些城市则使用他们的分区级差制度和制定建筑法规的权力,影响私人建筑通过节能达到减排效果。另外,通过《美国市长气候保护协议》,一些城市已按照《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美国标准,制定减少其排放量的行动计划。
  勿庸置疑,所有这些努力对限控美国温室气体排放,使人民免遭有害气体的影响发挥了作用。但各州的这些法规和制度由于缺少联邦政府层面的统一标准和法律应对框架,因此在规范温室气体排放时显得有些凌乱。由于缺少中央政府有效的协调机制,也为执法带来难度。因此“把由此产生的法律构架称为拼凑而成的毛毯也不失厚道,尽管表面存在拼缝而且边缘参差不齐,但毕竟还算是个两维物体。然而,现在却出现一个三维,甚至四维的构架——因为它存在于时间以及空间之中,而且还在不断变化。”美国律师对这种调控气候变化各州法律现象的嘲讽未免过于刻薄,但也真实的反映出他们面对大量频繁而又复杂的涉及这方面的法律纠纷案时表露的无奈心情。


  六、公司自愿行动计划的顾虑


  虽然布什政府没有主动出击,制定强制性的温室气体减排计划,但一直鼓励企业和公司采取自愿行动。在调控温室气体排放方面,联邦政府重点加强企业自愿呈报温室气体排放量计划;鼓励主要工业部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并鼓励私营公司通过各种管理手段,自愿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是,这些志愿的行动计划同样存在缺乏统一标准的问题。因此,一些民间组织和公司以及行业协会形成伙伴关系,充当协调和协助的角色。一些大公司也开始制定本单位温室气体管理战略。这些战略主要内容包括:清查公司范围的温室气体情况并列出报表;设置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并开展工作;成立管理部门,监督和确保目标落实到位;及时向雇员,股东,及公众通报实施情况。
  在执行上述行动计划中美国大公司比较务实。他们看重的是减少使用能源可以节约的生产成本;以及可以与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发展良好关系,改善自身的公众形象。不过,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也使它们担心在国际气候变化控制和改造的商业机会面前会出于劣势。比如,在美国境外经营的跨国公司,当然要执行这些加入《京都议定书》国家对其排放量的限制,但它们却得不到在美国可以获得的减少排放量的各种政策支持和财税优惠;他们提供的有利环保和减排的产品和服务,又由于缺乏联邦政府国内指令性采购的政策扶植,只能在一些执行强制购买政策的州里得到好处。美国国内的公司还发现,由于监管的不确定性使他们难以做出节能减排方面重大投资的决策,担心这种必要性可能会受未来气候变化法律调控的影响。
  监管的不确定性还对美国上市公司产生影响。根据证券交易委员会的S-K规则:公司有义务向股东披露可能对资本性支出,必要的法律诉讼和整体财务状况产生实质性影响的环保措施和成本开支情况。虽然有例可循,但许多企业还是犹豫不决,不知披露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风险对企业未来发展会造成何种影响。同样,美国保险业也处在这种不确定性的风口浪尖。由气候变化后果导致的理赔纠纷不仅使保险公司,而且更使法院感到棘手。在消费者保护方面,法律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七、法律应对机制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美国正处在应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十字路口。一方面,民意调查的结果和科学家的判断形成了共识,即美国政府必须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来应对未来气候变化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而另一方面,政府和国会却担心:为达到限排目标投入巨大的费用,将对美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带来不利影响;同时,还会增加美国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美国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面对这样的十字路口,使美国应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法律机制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为了摆脱这种处境,美国法律界呼吁国会应尽快出台全面调控气候变化的法案。这些法案应限控更多种类的温室气体排放,而不仅仅侧重于二氧化碳;应该涉及全方位的减排目标,而不仅仅是针对一些主要的排放源;应该以《京都议定书》为各成员国制定的减排目标为蓝本,为各州确定明确的减排任务。如果国会决定采纳全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美国法律专家认为可以根据下列建议启动立法:
  “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一个类似《京都议定书》中的排放交易制度。可以考虑“下游”与“上游”两种方案。 “下游”方案将包括对数以千百万计的车辆和建筑排放的温室气体直接管制;“上游”方案则通过加强对汽油和家庭供暖燃料和保暖材料供应商监控和管理,达到遏制排放源头的效果。无论选择哪种方案,(专家的意见更倾向“上游”方案)都应采用排放“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的方法来调控。
  “温室气体税”,也为众多经济学家所推崇,理由是它不分“上游”、“下游”和排放多少,一视同仁公平征税。尽管这种方法难以预测减排的目标和效果,但公众对当前高油价的反应可以证明经济手段是减少使用汽油燃料的有效途径。当然,必须考虑的就是来自政治的压力。
  “行业综合治理”,如果设计合理将惠及地方和绝大多数的经济领域。这种行业综合治理方法还将对排放额度交易制度和利用政府财税刺激政策,达到减排规定要求,以及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做出通盘考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以219票对212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旨在降低美国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美国对外国石油依赖的《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这是美国政府首次向国际社会做出温室气体减排承诺,标志着美国迈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一步。
   《清洁能源安全法案》首次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量,引入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机制,并规定:美国2020年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到2050年减少83%。这一长达1300多页的法案还引入名为“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机制。这一机制计划于2012年开始实行。根据这一机制,美国发电、炼油、炼钢等工业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将逐步减少,超额排放需要购买排放权。法案还允许各企业通过植树、保护森林等手段抵消自己的温室气体排放。法案要求到2020年,美国电力生产中至少15%为太阳能、风能、地热等清洁能源,另有5%通过节能措施减少能源消费,两项相加必须达到20%。法案要求投资1900亿美元用于发展新的清洁能源技术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包括可再生能源、碳捕获和碳隔离、电动和其他先进技术交通工具、基础科学研发等。此外,法案还要求2012年后新建成的建筑的能效要提高30%,2016年后新建成的建筑需提高50%。为帮助低收入家庭应对能源价格上涨,法案要求对这些家庭提供退款。
  《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第一次要求对导致全球变暖的污染物进行限制——主要是源自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作为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和举措对国际社会的努力具有重要影响。美国能否承诺减排义务直接关系到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能否取得实质性成果。
  美国在前任总统布什任期内,退出了旨在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令国际社会倍感失望。美国先是否认全球气候在变暖,继而又不承认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对于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也消极应对。近年来,每当全球气候变化大会召开时,美国都成为被抨击的对象。美国总统奥巴马执政以来,采取了与布什政府迥异的立场。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奥巴马选择以发展新能源、振兴美国经济的主要政策手段,积极推动经济转型、国会对气候问题进行立法。奥巴马表示,这将为美国迈向一个清洁能源经济和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开启一扇门。这项法案将转变美国生产和利用能源的方式,而在创造清洁能源经济方面领先的国家也必将领导21世纪的全球经济。《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将在美国引发一场能源革命。美国已经向能源革命的目标迈出了第一步,这一能源革命在未来数十年内将对美国的每个家庭、企业和农场产生深远影响。这一法案必将促进美国经济的战略转型,也有利于美国经济在较长时间内仍继续领先全球。
  但是,在联邦立法改革之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最有效的保留和协调大量已有的州和地区的成果和经验?如何最有效的鼓励美国上下一致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如何面对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妥善处理经济发展和气候变化之间的矛盾冲突?看来美国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机制的确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人们将拭目以待。
   
  注释:
       美国环境保护署(EPA), INVENTORY OF U.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SINKS: 1990-2005 ES-5 (2006), www.epa.gov/climatechange/emissions/downloads06/07ES.pdf 。
       Byrd-Hagel Resolution. (1/A)105th CONGRESS 1st Session. S. RES. 98.  July 25, 1997
    www.nationalcenter.org/KyotoSenate.html
       Michael B. Gerrard.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U.S. Law[M] Chicago. ABA Book Publishing . 2007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21。
   
  参考文献:
  [1] 美国环境保护署(EPA),INVENTORY OF U.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SINKS: 1990-2005 ES-5 (2006), www.epa.gov/climatechange/emissions/downloads06/07ES.pdf 。
  [2] John C. Dernbach  and Seema Kakade. CLIMATE CHANGE LAW: AN INTRODUCTION [J] ENERGY LAW JOURNAL Volume 29, No. 1 2008
  [3] 徐华清. “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影响及我国的响应对策” 国家计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研究中心 www.eri.org.cn/manage/englishfile/76-2005-9-14-76355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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